2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京舉行中外媒體見面會，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會上介紹了2015年環境保護工作進展，圍繞大氣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法》實施等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十二五期間，環保工作“很努力”

陳吉寧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明顯加快。“從2013年開始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也就是《大氣十條》；去年4月份，發布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也就是《水十條》，用硬措施應對硬挑戰。”

見面會中，陳吉寧展示了“十二五”期間的部分環保相關數據。

在末端治理方面：

截至2015年底，中國的城鎮污水日處理能力由2010年的1.21億噸增加到1.82億噸，已成為全世界污水處理能力最大的國家之一；安裝脫硫設施的煤電機組由5.3億千瓦增加到8.9億千瓦，安裝率由83%增加到99%以上；安裝脫硝設施的煤電機組由0.8億千瓦增加到8.3億千瓦，安裝率由12%增加到92%；安裝脫硫設施的鋼鐵燒結機面積由2.9萬平方米增加到13.8萬平方米，安裝率由19%增加到88%；安裝脫硝設施的新型干法水泥生產線由零增加到16億噸，安裝率也達到92%。

在前端產業結構調整方面：

2011年到2014年，我國累計淘汰火電裝機2365萬千瓦，淘汰煉鐵產能7700萬噸、煉鋼7700萬噸、水泥6億噸、造紙2900萬噸、制革3200萬標張、印染100億米，“十二五”重點行業淘汰落后產能任務均提前一年完成。全國火電行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累計下降47%和50%，全國單位工業增加值COD和氨氮排放強度分別下降42%和48%。“十二五”期間，4個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COD和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都超額完成減排任務。

陳吉寧感慨：“我看過很多不同國家的資料。我可以坦率地告訴大家，很少有哪個國家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實施這么多的大工程來解決污染問題。”他認為，大量的政策及工程推動下，我們能夠看到直接感受到一些顯著的環境變化：“最突出的變化，就是酸雨污染狀況明顯減輕。在2000年前后，整個社會關心的不是PM2.5，而是酸雨、酸沉降的問題。目前，二氧化硫排放已控制得很好，酸雨問題明顯減少。另外，就是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大幅減少，由2001年的44%降到9%左右，降幅達80%。”

為什么我們這么努力，效果還是不夠？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陳吉寧也承認，目前中國的環境與百姓的要求和期盼還有很大差距。環境污染嚴重、環境風險高、生態損失大的問題仍在繼續， 2015年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265個城市不達標，平均超標天數比例達23.3%。水污染方面，劣Ⅴ類水體在減少，但是城市黑臭水體、一些支流污染、湖泊富營養化等問題依然很嚴重。

對此，陳吉寧提出了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們確實付出了很多努力、環境也在變化，但是這個努力夠不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們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怎么樣？”

陳吉寧認為，中國的環境問題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有顯著區別，因而其治理過程收到諸多因素的制約，需要時間慢慢解決。

“發達國家基本上是階段性出現這些問題，也是階段性地解決。比如說PM2.5的問題，基本上是在工業化完成之后出現并開始解決的。我國現在還在發展的爬坡過程之中，工業化還在加速進行，城鎮化還在加速進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污染物新增量仍然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把污染物排放降下來，難度恐怕是其他國家沒有遇到過的。”

陳吉寧總結了目前國內環境治理方面的主要壓力：“中國今天的環境壓力，與我們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我國十幾億人口的現代化過程，體量、速度造成的環境壓力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大。我們是在發展中來解決環境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復雜性、難度都高很多。我們要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在戰略上保持定力，著急了不行，不作為更不行，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打好持久戰；在戰術上，明確階段性目標，打好攻堅戰，一步一步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

陳吉寧認為，公眾對于環境問題不用太過悲觀，相反，數據表明，我國環境方面的曲線拐點出現得要比發達國家早得多。“環境學中有一個‘庫茲涅茨曲線’，又稱倒U型曲線。隨著經濟增長，污染物排放量逐漸增加，而在完成現代化之后，污染物排放量會到達頂峰，并隨后出現下降。中國COD和二氧化硫2007年出現拐點時人均GDP為2460美元，氨氮和氮氧化物2012年出現拐點時人均GDP為6076美元。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美國二氧化硫峰值出現在1974年，人均GDP在7242美元；氮氧化物峰值出現在1994年，人均GDP將近2.8萬美元。大家可以看，我國出現拐點比發達國家要早很多。我想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是追趕型國家，有后發優勢，可以用更好的經驗、更好的技術解決我們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宏觀治理持續努力付出的結果。”

陳吉寧表示，中國大體量的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環境問題，對于全球其他國家完成現代化過程有較大的借鑒意義。“在人類迄今為止200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超過30個、人口不超過10億。中國是另外十億多的人口完成現代化的過程，全球還有5~6個十億人口的體量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所以中國的這些經驗，對于其他國家完成現代化過程也是有幫助的。我相信，這些寶貴的經驗和我們的探索，對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會起到積極借鑒作用。”

環保守法道路不易違法成本會逐步提高

在媒體見面會現場，路透社記者提出質疑：“很多人說環保部的能力不夠強，而地方保護主義及國企勢力太強，不愿聽環保部的話。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陳吉寧肯定了我國環保守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一個是過去的環保法太軟，沒有什么硬的措施，企業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二是確實存在地方干預的問題。”同時，陳吉寧表示，針對上述兩點，環保部采取了有力措施。

去年1月1日開始，我國施行了新的《環境保護法》。圍繞新法，環保部做了幾方面工作：

一是落實地方政府環境保護責任。《環境保護法》第六條明確規定，地方各級政府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約談和督察是落實責任的有效措施。環保部去年共對163個市開展了綜合督查，對31個市進行了約談，對20個市縣實施了區域限批，對176個問題進行了掛牌督辦。

陳吉寧還透露，希望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對全國所有地市進行一次督查。

二是嚴格執行《環境保護法》，提高違法成本。截至去年年底，全國實施按日連續處罰715件，罰款數額達5.69億元；實施查封扣押4191件、限產停產3106件。各級環境保護部門下達行政處罰決定9.7萬余份，罰款42.5億元，比2014年增長了34%。

三是加強行政執法和刑事執法聯動。環境保護部去年首次聯合公安部、最高檢對兩起污染案件進行掛牌督辦，一個是化工廠填埋危險廢物，還有一個是污水處理廠弄虛作假。到去年年底，全國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件，移送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四是開展環保大檢查。2015年，全國共檢查企業177萬家次，查處各類違法企業19.1萬家，責令關停取締2萬家、停產3.4萬家，限期改正8.9萬家。

對于新環保法的實施，陳吉寧總結：“通過過去一年的執法，守法情況開始發生積極的變化，企業感到有壓力，地方政府有壓力，但要做到企業全部守法還有很長的路，主要還有四個突出的問題。一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壓力傳導還是不夠，特別是到縣一級，壓力還需要傳導下去，落實地方政府責任。二是部門之間需要加強協調配合，不能讓地方的環保責任成為地方環保部門的責任，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是地方政府各個部門的責任。只有地方政府和各個部門都履行責任才能有效果，所以也有落實各部門責任的問題。三是企業的主體責任仍然不夠落實。”

陳吉寧透露，十三五期間，環保部將啟動一個重大項目——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劃，要求企業達標排放。對于該項目的實施，陳吉寧強調，治理環境，不能依靠環保部門單打獨斗，必須要社會監督、媒體監督，為此，環保部還將重點推進信息。

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已初見成效

對于地方政府干預問題，陳吉寧表示：“過去，我們在制度設計上存在著地方重發展、輕環保，干預環保的監測、監察和執法，環保責任難以落實，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違法不究的現象。”

為此，中央對環境監管執法制度做了重大調整，陳吉寧表示：“‘十三五’期間，中央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環境制度改革——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這是一項重大的環境管理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環境監測監管的統一性、權威性和有效性，解決現在的分塊式管理問題。重點有四個方面的目標，一是這項制度改革要充分體現怎么樣更好地落實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的責任；二是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問題，解決地方對環境監測、監察執法的干預問題；三是通過垂直管理，更好地解決跨區域流域大尺度空間的問題；四是加強地方監測和執法隊伍的建設。”

陳吉寧認為，目前的執法現在還存在些許問題，但隨著制度的改進和落實，情況會逐漸改善：“現在的執法隊伍還不是很規范，人員少，執法上遇到很多問題。我們執法人員有點去了之后被企業打了，有的企業把我們的人給鎖里頭了，很多甚至沒有制服、沒有執法設備，所以要加強能力建設。但我相信，通過一系列具體工作的落實和制度上的一些改革，我們現在面臨的環境執法上的一系列不守法問題會逐步解決。”

將開展環境國際合作   履行國際義務

陳吉寧認為，環境國際合作是中國“走出去”發展戰略、中國綠色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中國愿意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解決好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對于中外環保合作，陳吉寧提出幾點重要方向。

一是“一帶一路”和“走出去”。我們“走出去”是綠色的“走出去”，是分享我們的環保經驗。我們也開展了“走出去”項目的環境評估。包括我們對各個方面的合作推動，在經濟合作的同時，也做好環保的合作。

二是履行我們的國際義務和責任。中國政府簽署了30多個與環保有關的多邊公約或者議定書，包括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蒙特利爾議定書等等，我們要做好這些公約的履約工作。

三是建立多邊合作機制。目前，我國跟60多個國際組織和國家在環保方面有非常具體的合作，包括俄羅斯，我們有兩國環境部長之間的對話，每年一次，去年是在北京，今年在俄羅斯。我們的合作領域也非常廣泛，包括固體廢物治理、嚴防污染跨境轉移、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我們之間有非常廣闊的合作空間。

四是加強多邊合作，包括中日韓之間的部長對話機制、中美之間的環境部長對話機制，以及金磚國家的環境部長對話機制等。去年金磚國家環境部長在俄羅斯進行了第一次對話。這些機制對于加強對話溝通、分享各自經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們要做好南南合作，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人員培訓、官員培訓、技術的轉移，幫助他們更好地解決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種環境問題。